一是典型案件难查证。基层纪委在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类案件上，多数为违反工作纪律、庸懒散等问题，“收送节礼”“违规公款吃喝”等深度问题为数不多，主要原因是收受礼品礼金、出入私人会所、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违规行为，具有隐蔽性、即时性的特征，如果群众举报时附有相关视频影像资料，调查取证难度较小，对于没有充足证据的举报，事后查证存在很大困难。由于深度问题难以查实，群众认为基层纪委是在应付工作， “小打小闹”，不给力，致使纪检监察机关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力度和成效在群众心目中打了折扣。

　　二是定性标准难把握。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案件内容广泛、问题具体，但当前配套法规制度不够完善。有的有原则规定无具体细则，有的虽有规定但陈旧过时，有的则无明确规定。这些问题的存在，让执行者难以把握，让执纪者难以衡量，增加了案件定错与定性的难度。如，“婚丧喜庆事宜”问题，衡量的依据主要看是否借机敛财或大操大办，对收受监管服务对象的礼金可视借机敛财行为，但收受既是亲属又是监管服务对象的礼金，界定时难以操作，另一方面婚丧喜庆事宜主要约束的的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农村党员干部不在范围，从我县来看发生多起反映农村干部大操大办问题，工作中难以定性是否违纪；操办宴席时，机械地规定为15桌或是20桌，各地执行标准不一致，受到处理的违纪人员时有抱怨。又如：“违规发放津补贴和福利”问题，中央纪委明确了12种违规情形，基层对此难以把握，为了不出问题，很多基层单位在落实时，采取了“一刀切”，干脆一切不予发放。

　　三是量纪处分难平衡。实践中，对“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等情形的认定和处理标准不明确，执纪平衡上难以把握。什么情形下给予组织处理？什么情形下给予处分？是单处党纪、单处政纪，还是给予党政纪双重处理？在不同地区、不同单位处分轻重不一。以公车私用问题为例，省纪委今年以来通报的各地8起公车私用案例，其中给予留党察看行政处分双重处分1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1人、党内警告处分的3人、行政警告处分的3人。同样的公车私用问题受到不同处罚，不仅直接影响当事人对处理结果的信服程度，也影响到公众对于这类问题应受何种处罚的理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