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ISBN 978-7-5174-0169-8 定价：18.00元 作者：周桂钿 出版时间：2015年2月
【内容简介】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树立文化自信。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潜藏着深厚的为政之道。本书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际儒学院副院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周桂钿所著，将中华传统文化与为政之道相结合，从以民为本、为政以德、和而不同、尊贤使能等八个方面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旨在使中华传统文化中俯拾即是的为人之要、处世之要、治理之策，成为当代领导干部修齐治平的智慧之源。
【目录】
第一章 以民为本
第二章 为政以德
第三章 和而不同
第四章 浩然正气
第五章 义利之辨
第六章 知行合一
第七章 尊贤使能
【正文（节选）】
文章题目：古代官员如何征询民意？
古代传说，尧时曾经设立“进善之旌，非（诽）谤之木，敢谏之鼓”，舜时“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尚书·舜典》），这就是听取并采纳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意见。后来，喜欢仿古的王莽当了新朝皇帝以后，“令王路设进善之旌，非（诽）谤之木，敢谏之鼓。谏大夫四人常坐王路门受言事者”。王宫四面有四条王路，每一条都设立让民众提建议的旗子、提批评意见的立木、进谏的鼓。让四名谏大夫常坐在王路门口听取各种意见，并“王莽命令高官推举小吏平民有德行的、通政事、能说会道的、知道文学的，各推荐一人到王路四门去提意见”（《汉书·王莽传》）。愿意倾听群众的形式，王莽都采纳了。但他个人自视过高，听不进普通百姓的意见，那这些也不过是形式主义罢了。
从西周开始，中国执政者都很重视民的作用。周公提出“敬德保民”的口号。尊重民的意愿，就要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然后根据这些意见来实施政治，尽可能实现群众的愿望。商朝就有召集群众议论大事的习惯。如《尚书·盘庚上》载：“王命众悉至于庭。”讨论关于迁都的事，最后按群众讨论的意见定了新都。西周时代，在大事决定之前，要进行商量。一方面，国王与各大臣在朝廷上商议；另一方面，派小司寇到外朝向万民征询意见。国家大事有三件：一是国家危险的时候，即战盟问题。外国入侵，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或者要与别国结盟，这也与战争有关，都要与民众商议。二是国迁，即迁都。首都要迁移，也要与民众商量。三是立君，即确立新君。决定国君接班人，这也是与民众关系极大的事情。
《韩诗外传》卷三·第三十一章载：周公封于鲁，因为自己要帮助周成王治理天下，让儿子伯禽到鲁国去任鲁公，治理鲁国。临行前，周公告诉他要谦虚，不要骄傲，瞧不起士人。然后说自己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又是现任的天子相，地位之高，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他还非常谦虚、十分认真地听取士人的意见，以至于“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意思是洗一次头发，要多次停下来；吃一顿饭，也要多次停下来，不敢怠慢士人，就是这样，还怕得罪了天下的士人。“周公践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执贽而师见者十人，所友见者十二人，穷巷白屋所先见者四十九人，时进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万人。”“布衣之士”，就是没有当官的，被周公当作师长隆重接待的有十个人，当作朋友会见的有十二个人。“穷巷白屋”，指没有爵位的平民。古代服装与住屋都根据爵位高低涂以不同的颜色，以示区别。布衣与白屋是没有爵位的人的服装与住房，后代都以此代表平民百姓。至于“先见者”、“时进善者”、“教士者”、“官朝者”，意思是说接见的规格有等级差别。
在西周时代，就有邵穆公提出：“人民心里想的意见说出来，按归纳形成的正确意见来实行统治，才能稳定社会，怎么可以堵塞言路呢？”（《国语·周语》）让群众说话，就不会垮台。“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对子产说：“毁乡校何如？”子产说：为什么呀？人们早晚到乡校休息的时候，议论实行的政策好坏。他们认为好的，我们就实行；他们所讨厌的，我们就改掉。他们是我们的老师啊。为什么要毁他们呢？我听说真诚做好事才可以减少别人的怨恨，没听说用作威作福来防止怨恨。还不赶快停止？就像防止水灾那样，堤坝大决口，伤人必定很多，我们就救不过来。不如开个小决口引导水流出去。政治也是这样，不如我们听到意见，及时纠正。子产“不毁乡校”的消息传到孔子那里，孔子说：“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子产保留乡校，就是为了倾听群众意见。直到清朝初年，黄宗羲提出学校应该是议政的地方，也还是提倡倾听群众的意见。真心征求群众意见，表明执政者想要了解并代表人民群众的愿望。因此，儒家称子产为仁人、惠人。
善于倾听群众意见，不仅包括百姓的意见，也包括群臣的意见。
唐太宗时规定，宰相到皇宫汇报情况、讨论国事时，“必使谏宫随入，预闻政事”(《贞观政要·求谏》)，起监督作用。贞观三年，李大亮为凉州都督，曾有使者到凉州，看见一只名鹰，就暗示李大亮把它献给皇帝。李大亮给唐太宗一份密表，揭露了这件事。唐太宗很高兴，说他“披露腹心，非常恳到”，“有臣若此，朕复何忧”，认为批评意见，“一言之重，侔于千金”（《贞观政要·纳谏》）。给予厚赏，以资鼓励。群臣的谏主要是起镜子的作用，发现并认识错误，同时也有集思广益的意义。例如，岭南酋长冯盎与其他酋长互相攻击，各州都向朝廷奏说冯盎造反。当时唐太宗想发兵征讨。魏征说：岭南路途遥远、地势险恶，有瘴气瘟疫，不可以驻扎大部队，而且冯盎反叛的情状还没有形成，不宜兴师动众。唐太宗采纳这一建议，派使者去岭南见冯盎。冯盎果然不反，并遣送自己的儿子智载随使者来长安作人质。唐太宗说：“魏征一言，胜十万之师，不可不赏。”（《新唐书·冯盎传》）唐太宗时代，朝廷许多正确的决策都是大家敢于发言，共同讨论的结果。而作为君王主要的不是自己有多大能耐，而是能够听谏，吸取大家的意见。
对于听谏的重要性以及不能听谏的危害性，《韩诗外传》卷六第十一章有很精彩的论述，它认为有先生、后生、不生三类国君，先生就是觉悟得早，没有出乱之前，就有忧患意识，积极听谏，避免危亡；后生就是觉悟得晚，遭难以后才知道应该听谏；不生就是至死不悟，终于灭亡。这里举了三个典型的例子：
一是先生者。楚庄王处理事情适当，却满面愁容。有人问：你还发愁什么呢？他说：我听说诸侯能够自己选取老师的是道德高尚的王者，能够自己交朋友的是有强大实力的霸主，而只跟不如自己的人共事，那就要亡国。我这么一个低水平的人，各位官员的见解却没有达到我这水平的，所以发愁。楚庄王道德高尚，威望很高，还那么忧恐，想得到贤人的协助，这就是所谓“先生者”，觉悟最早的人。
二是后生者。宋昭公出逃时，对驾车的人说：我知道为什么逃亡了。驾车人问：知道什么了？宋昭公说：我穿着衣服站在那里，伺候我的几十个人，没有不说我最美丽的。我一言一行，朝廷上有几百位官员，没有不说我最英明伟大的。我从内外都看不到自己的错误，所以就亡国了。于是，宋昭公改变过去的做法，按客观规律办事，做符合人民意愿的事，不到两年的时间，他的美名传遍宋国，宋国人民把他迎回来再当国王。这是后生者，觉悟晚一些的人。
三是不生者。郭君逃走，在半路上对驾车的人说：我渴了，想饮！驾车人拿出清酒给他。他又说：我饿了，想吃！驾车人又献上干肉和干粮。他又问：谁储备了这些东西？答曰：我储备的。你为什么储备？为了你逃亡时解决路上饥渴的需要。你知道我将要亡国了？是的。为什么不给我提意见？你喜欢奉承而不喜欢听真话。我如果给你提意见，恐怕在郭国亡之前，我自己就先亡了。所以我不敢提意见。我亡国到底为什么？天下没有一个贤人，只有你是唯一的贤人，所以亡国。郭君很高兴，伏在车轼上大笑说：当贤人就这么辛苦吗？郭君疲倦了，枕在驾车人的腿上就睡着了。驾车人用干粮垫进去，把腿抽出来，逃走了。郭君身死野外，被虎狼所吃。这就是至死不悟的“不生者”。
听不听谏，主动听谏还是被动听谏，其结果是如此不同。可见，听谏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听谏不论亲疏恩怨，只要明辨是非。晋献公派勃鞮去杀重耳，重耳爬墙逃走，勃鞮追出去，刀斩重耳衣袂。重耳在外流浪几年后，回国执政，是为晋文公，也是春秋时代一位霸主。晋怀公的党徒要谋杀晋文公，勃鞮知道后，想向晋文公报告，要求接见。晋文公派人批评他，勃鞮说：我事君不敢有二心，所以过去得罪过你。你现在回国了，难道就没有蒲、狄这两个国家了？意思是说还有敌人存在，还需要人才。晋文公于是接见他，戳穿了暗杀的阴谋。以后历朝都有类似的情况，例如刘邦手下的名将、谋士很多是从项羽那里投奔过来的，唐太宗时的名相魏征，原是建成的羽翼，与管仲的情况相似，都是所谓的“背主事仇”。宋代一些理学家脱离历史实际，对管仲、魏征妄加指责，显然不妥。（《史记·淮阴侯列传》引蒯通语）实际上这是普遍现象，每一次改朝换代，旧朝廷中都有一大批高官重臣弃暗投明，到新朝效力，任高官，享厚禄。新朝大官，多败军之将，亡国之臣。
当今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不存在官尊民卑的问题。作为领导干部，应当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充分尊重群众意愿、虚心听取群众意见，虚怀兼听，察纳雅言，融会众人智慧，实行民主集中制，将大家的真知灼见融会在民主决策和工作进程中，才能上情下通，政治清明。对部下对群众，应多一些耐心细致，少一些简单粗暴；多一些宽容理解，少一些冷漠无情；多一些说服疏导，少一些强制措施。只有善于倾听部下、群众的意见，部下和群众才会把你当自己人，对你讲真话，紧随你为目标而奋斗。如果偏听偏信，只爱听赞成的话，不听反对的话，就会阻塞言路，造成政治昏暗，必然万马齐喑。
——摘自中国方正出版社《中华传统文化与为政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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