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确定”包括“三个原则”。一是排他性原则，即“凡承认本党纲领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党员的人，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在加入我们队伍之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二是组织确认原则，即“接收新党员的手续如下：候补党员必须接受其所在地的委员会的考察，考察期限至少为两个月。考察期满后，经多数党员同意，始得被接收入党。如该地区设有执行委员会，应经执行委员会批准。”三是保密原则，即“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当时党处于非

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而俗吏慢之；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识长虑，然后知其为益之大，而收功之远也。光武遭汉中衰，群雄糜沸，奋起布衣，绍恢前绪。征伐四方，日不暇给，乃能敦尚经术，宾延儒雅，开广学校，修明礼乐，武功既成，文德亦洽。继以孝明、孝章，遹追先志，临雍拜老，横经问道。……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

当时，这个车间是洛阳矿山机器厂最大的金属加工车间，厂里给车间配了最好的设备，焦裕禄此次归来正赶上设备安装，他带领职工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安装工作之中。入夜，焦裕禄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强烈的责任感，穿上破旧的棉大衣，迎着刺骨的寒风来到厂里。车间里灯火通明，工人们正在进行设备校正。焦裕禄一进车间便脱下大衣，和工人们一起清洗设备。设备清洗完成，焦裕禄两眼熬得血红，整张脸又黄又瘦。回家的路上，老同事周锡禄关心地说：“老焦，看你都瘦成这样了，要注意身体呀！”焦裕禄则半开玩笑地说：“没事，人瘦点好，干活

刘慧征(1895—1985)，民盟创始人、原国家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澜之妻。一生克勤克俭，相夫教子，是张澜的贤内助。若按出身来说，刘慧征可谓出身名门，其父科举中过解元，后又被清政府派往日本留学，也算中西结合之家，照理这位大户人家的小姐应该看到过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兴旺景象。然而，刘慧征一生都过着清淡的日子。她19岁出嫁，从此纺纱织布，相夫教子，过的是平常人家的妇道生活。

“郭桓案”发生在洪武十八年，当年三月，御史余敏、丁廷举状告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官员李彧、赵全德等与户部侍郎郭桓等共同舞弊，侵吞地方上缴国库的秋粮，偷盗库存金银和钱钞。经查，此案牵连全国的十二个布政司，牵涉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等;根据朱元璋钦定的《大诰》所说，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总计精粮2400万石，而当时国库一年收入是2940万石，数额触目惊心。朱元璋大怒，下令处死所有涉案中央高级干部，对涉案各级官员和通同作弊者亦严刑追究，《明史》载：“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词连直、省诸官

陈璠是宋代的一名官员，曾任宿州太守，在此任上干了五年。这个人贪婪成性，大肆索贿、受贿，搜刮了无数钱财，家里堆满了黄金珠宝，但后来，他的贪腐行为败露了，受到了查处，被判处极刑。当陈璠被押到刑场即将开刀问斩时，他向监斩官索要纸笔，写下了忏悔录:“积玉堆金官又崇，祸来倏忽变成空。五年荣贵今何在，不异南柯一梦中。”陈在这首诗中表达了悔恨之意，对腐败行为感到惭愧，成了临死前的一种顿悟:搜刮了那么多钱财，做着那么风光的官儿，一旦事发，这一切都成了过眼云烟，五年来的荣华富贵，不就是一场梦吗?大贪官和坤临死前也写了忏悔

张咏是宋初名臣，他在多地任过一把手，政绩卓著，还发明了“交子”，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后人因此称他“纸币之父”。不过，这里不说纸币。据《东轩笔录》记载，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张咏任金陵(今南京)太守，皇帝近侍范延贵押兵过境，作短暂停留，其间，两人有一番闲谈，蛮有意思。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坚决查处发生在农民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古代“斛”上的隐形腐败，目前“苍蝇”的腐败行为也越来越隐蔽和“低调”，腐败手段也越来越“创新”，需要我们静下心来，认真研究，保持常抓的韧劲、长抓的耐心，不断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切实保障农民群众合法权益不受损害，力促中央各项惠农政策落实到位。《三国演义》里面有一段故事：曹操十七万大军驻扎前线，粮食将尽，借得孙策粮米十万斛，仍然入不敷出。粮官问“兵多粮少，当如之何?”操曰：“可将小斛散之，权且救一时之急。”粮官又

纠视刑狱 正风肃纪秦王朝建立后，“明法度、定律令”，全国实施统一法律，同时也建立起彼此分设、相互独立的监察机构和司法机构。此政治框架为日后的封建政治所沿袭并形成了特定的关系。总体上看，这种关系是作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的监察机构以多种方式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制约，监察、干预或直接参与狱案断理。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彭德怀从朝鲜回国，住进了中南海永福堂。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经济建设迅速发展，国内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气象。但在一部分干部中，也出现了铺张浪费、追求名利和贪图享受的不良倾向。对此，彭德怀很有看法，并首先对身边工作人员和家属敲起了警钟：“要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永福堂是个小四合院，又窄又旧，前面归另一家居住，东、西两厢除了正上中学而和彭德怀一块儿住的侄女住一小间外，其他的都是公用。所以他的住处拥挤不堪，他的一间屋子是办公、会客两用。其他侄儿侄女们来了后没地方住，只好搭地铺睡。管房子的

胡林翼(1812—1861)，字贶，号润芝，晚清中兴名臣之一，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中兴四大名臣”。1846年，胡林翼被任命为贵州安顺知府。临行前，他跪在祖坟前发誓：绝不以一钱自肥以贻前人羞。当时的安顺，地无三尺平，人无三两银。胡林翼上任的第一天，衙役们杀了一头猪，宰了一只羊，用苗家最隆重的礼仪迎接新知府，而胡林翼却叫来了街坊邻居，叫来了沿街乞讨的乞丐，把他们请上桌来。衙役们有些惊愕。胡林翼语重心长地说，我不是来吃肉的，我是来做事的，我与大家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红楼梦》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长篇小说，是举世公认的世界文学名著。全书以宝黛爱情悲剧为主线，通过贾府兴衰历史的叙述，揭露了封建豪门的荒淫腐败，展示出封建专制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本着“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的现实主义精神，作者曹雪芹及续写者还将笔触向外扩散到封建社会的诸多方面，对包括卖官鬻爵、贪污贿赂、司法腐败在内的各种官场丑恶现象作了细致描绘，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内涵，彰显了小说被表层的爱情主题掩盖的政治主题。其实，官场腐败必然导致整个社会风气的堕落，使“腐败文化”在民间也大行其道。虽然书中对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确定政务院各部门领导人选时，有的人提请让邓颖超在政府里担任一项职务。邓颖超在革命过程中有着深厚资历与突出贡献，当个部长实不为过，但遭到周恩来坚决回绝。他说：“我是政府总理，如果邓颖超是政府里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这样家庭关系、夫妻关系、政治关系、政府关系就混到一起去了，这不利于我们党的事业，也不利于我的工作。”周恩来的亲属、晚辈们都知道，他有一条不成文的家规：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他的关系，更不能利用他的关系。对此，在周恩来身边

巡视工作作为一种监督方式，是从我们的祖宗那里传下来的。先秦以及秦代，曾有天子、帝王“巡狩”、“巡幸”之类的活动，但并不能视作巡视。巡狩是指天子出行，视察邦国州郡;巡幸则专指皇帝巡游驾临，这和我们今天说的以监督为职责的巡视工作都不是一回事。真正意义上的巡视是从西汉武帝时开始的。汉武帝是西汉的第五代皇帝，他即位后面临着如何巩固中央集权的重大课题。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强化中央集权，其中就包括刺史出巡制。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在地方推行新制，把全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称为十三部(习惯上也称州)。分别

只要存在公共权力，廉洁政治就是人们的普遍诉求。在关于三皇五帝的传说中就有所呈现。例如，尧选择有德行的舜作为接班人，经过了民主推荐、人事考察、三年试用，才予以摄政。舜帝执政，对于管理队伍和地方政事，“三岁一考功，三考绌陟”，“五岁一巡狩”，“远近众功咸兴”。这些都具有早期廉政制度建设的意义。其中，《尚书·舜典》记载了舜巡视四方的情况：“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

黄鞠(569-657),号玄甫，原籍河南光州固始县，精通地理，水利专家。曾任隋朝谏议大夫，以敢言不避权贵而著称于当世。大业九年(613)，隋炀帝再征高丽失败，天下大乱，黄鞠辞官入闽，后定居宁德霍童。为引水灌溉农田，黄鞠先后在霍童溪南北岸分别开凿“龙腰”渠及“度泉洞”(又称“蝙蝠洞”、“枇杷洞”)，受益耕地面积达数千顷，造福一方，被后人誉为“中国隧道水利工程的先行者”。直言进谏为民请命

“莆田出卜死，不如仙游出郑纪”，这民谚自明代以来，一直在莆仙民间流传，长久不衰。意是明代莆田县虽官员出不少，但不如仙游县出一个郑纪，能为家乡减赋三年。当时莆田县虽有六部占五部之说，先后出过15个尚书，但都比不上仙游县出的尚书郑纪，他贵在身居京城，心系故土，一直关注家乡父老乡亲的疾苦。史载：郑纪，字延纲，号东园，明正统五年(1440)，出生于仙游度尾屏山一户农家。其小时家境清贫，却十分好学，由于其“经史贯通，文辞娴熟”，参加考试，相继中了秀才、举人和进士。他先后经历明英宗、宪宗、孝宗三代，被称“三朝元老”、

在江苏扬州有一座“四贤祠”，供奉欧阳修、苏轼、王士祯及福建宁化的伊秉绶。伊秉绶(1754-1816年)，字组似，号墨卿，晚年又号默庵。乾隆十九年(1754年)，伊秉绶出生于宁化城关一家书香官宦人家。其父伊朝栋是乾隆三十四年的进士，历官刑部郎中、光禄寺卿，精研程朱之学，著有《南窗丛记》、《赐研斋集》等书传世。

为政要想清正有为无是非，拒贿也算一门“必修课”，而古代廉吏的拒贿“妙术”，对于我们不无启发。唐代白居易不仅是一位著名诗人，还是一位清正廉洁的官员，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通过自己的诗歌作品向社会公布个人收入与财产的古代官吏。刚入仕途时，白居易担任政府机关校书郎，是个抄抄写写的“文秘”，他在诗中说：“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书。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不久，因表现不错，升为左拾遗，工资翻了一番，作诗：“月惭谏纸二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接着，外派到苏州任刺史：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忧一乐、一先一后，道出了他以天下为己任、以黎民百姓忧乐为己忧乐的“仁者”情怀。史载，范仲淹曾资助过许多贫困的文人或下属。他晚年时捐出自己的积蓄，在家乡苏州购置良田千余亩，设立义庄，资助族人尤其是穷苦人家。不仅如此，范仲淹的爱民行为还表现在他从政后，对庸官和贪渎者的疾恶如仇。比如，宋仁宗时期，官僚机构臃肿，州县官吏多有不称职者。范仲淹在推行吏治改革时，视各路官吏优劣，迁赏政绩卓著者，降黜贪渎和不称职者。当他“取诸路监司名册，将不称职者姓名一笔

不是每座城市，都能拥有足够厚重且光华耀世的政治文化标志。很幸运，一部绵亘千年的柳州历史，有柳宗元其人，也有他为官四年留下的政治思想和灿烂文化。柳宗元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曾任柳州刺史，今天的柳州人民还称他为“老市长”。柳州有一著名风景区大龙潭，其中有一深潭名“雷潭”(雷塘)。潭约一亩见方，三面峭壁环抱，清泉淙淙，冬暖夏凉。此乃柳宗元当年祷雨处，筑有“祷雨亭”，亭内立石碑一方，刻有《雷塘祷雨文》。因为公务的关系，我对柳宗元所作的《雷塘祷雨文》格外钟情，每每读来，总让我感受良多，回味无穷。尤其是

“铁汉康夫子，直声震朝右”。这是福建省惠安县康朗家庙大门口一对柱联的联文。据爱好文史的惠安人陈明中先生介绍，“铁汉康夫子”指的就是康朗，他为人耿直，做官时不畏强暴、疾恶如仇，所以才被称为“铁汉康夫子”。康朗家庙坐落于惠安螺阳镇五音村内，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原建筑宏伟壮观，为土木结构，三进式。今之康朗家庙重建于上世纪80年代，坐西朝东，整栋建筑仍保存着明清时的建筑风格，1987年被惠安县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康朗家庙，也就是当地康氏的家庙，一般说来，家庙都以姓氏为名，如王氏家庙、林氏家庙等，以人名命名的家庙相

政兴在得人，政弊在失人，官吏道德修养的高低、个人素质的好坏是政治是否清明、吏治是否清廉的关键。所以先秦时期对官吏的选拔、考核和任用十分重视，目的是选拔有“德行”的人担任国家各级官吏，以保证吏治廉洁高效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也由此形成了一系列以德才选人任官的制度和官吏管理制度。夏商时期，实行三宅三俊法选任官吏。周公执政期间，特别强调夏、商两代任人以贤的历史经验。及至成汤登上了王位，从政务、理民、执法三方面选拔人才，结果证明那些获得信用的贤人，的确有德才而不徒具虚名。夏、商时期把政务好坏、治国理民方式和执法是

《君子行》是曹植作的一首诗，开头四句流传久远：“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这四句诗的意思是：从别人家的瓜田旁经过，即使是鞋子脱了脚跟，也不要弯下身子去提它，这是为了避嫌，否则有人会疑心你摘瓜，所以说“瓜田不纳履”。同样在李子树下经过时，即使是帽子碰歪了，也不要举手去正它，这也是避嫌疑，不要被人误会你偷李子，所以说“李下不正冠”。

北宋著名良吏范仲淹(公元989年—1052年)，曾被王安石评为“一世之师”。然观其一生，亦无非寻常的“三板斧”而已，招数并不复杂，目下人人皆会，人人可会，不同之处唯在于，范仲淹不屈不挠地使了，且斧斧生猛，力道惊人。第一斧：划粥断齑，立志励志。范仲淹是江苏吴县人，出身贫苦。由于母亲改嫁富裕的朱家，范仲淹也改从其姓，取名朱说，在朱家长大成人。但他少有志向，存“天下之忧”，所以读书非常刻苦。为了磨炼自己的意志，他常常有意放弃优渥的生活条件，寄宿寺庙，每天只煮一碗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几根腌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