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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及先秦的“民众观”
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15-07-07 10:21:00  点击数:

  今年我写了《永不失望》一书,不失望的理由是看到中国文化传统中有生命力极强的“人观”或“民观”。万里长城为什么要这么长?中国长城不是城堡,不是为了保护城堡内贵族的安全,而是企图保护长城内所有生灵和庄稼的安全。清末该是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有人曾努力于向西方学君主立宪,结果,中国人抛弃了帝制。而英国王室却存在至今。为什么?不能忽略中国文化里“民贵君轻”的选择力量。中华文明为什么能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地持续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国传千古而不朽的对“民”的尊重,是最重要的因素。

  《尚书》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书。首篇为《尧典》。尧是五帝之一,他最为世人传诵的是不以帝王之位为私有,不传子而传贤。原文开篇写道:“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作尧典。”赞颂尧的第一个词即“聪明”。这里,“聪明”的含义不是今人赞扬某人机敏有智的意思。“聪”指听得广远,能融会众人的声音;“明”指看得高远,洞察细微,能像日月那样照见亮处和暗处的事。这是对领袖气质的赞誉。

  《尧典》接着写下的经典名句也多如四言诗句式,如“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百姓昭明”的“昭”字,本义是昏暗中出现一抹亮光,即晨曦。在我读来,这里是讲百姓氏族从昏暗的日子里看到了曙光,进而,尧还协调万邦的和睦关系。“黎民于变时雍”,是说天下众多人民也随着变得友好和睦了。你看,在《尧典》里,领袖与人民的关系已讲得如此智慧而生动。

  尧时期还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皋陶,他辅佐了尧舜禹三代帝王。《春秋》称“尧得皋陶,聘为大理,舜时为士师”,后世史家解释说,这是讲皋陶被任命为司法大臣。我读《大禹谟》,也见舜帝赞扬皋陶司法的功劳。皋陶却回答说:“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

  这是说,最重要的并非我司法的功劳,而是舜帝您的德行没有失误,对下级行政简约,对民众宽容大度;惩罚不牵连子孙,奖赏施及后代。对过失犯罪,即使罪大也会宽宥;对故意犯罪,虽罪小也要惩罚。遇罪行轻重难定,从轻发落;遇功劳大小难定,从重奖赏;宁可错放罪人,也不错杀无辜。这种珍惜生命的品德,合于民心,这是人民遵循法制的原因。

  我读《尚书》,每每惊叹于这是4000多年前的人说的话。这里的“罪疑”不是现在讲的“疑罪”。“疑罪”是讲不能确定有没有罪。“罪疑”是指已经确定有罪,但在量刑上难以把握轻重,怎么办呢?皋陶说:罪疑惟轻。遇到罪行轻重难定,只能从轻,必须从轻!这里面是有对人民的情感的。如果对人民没感情,就可能取相反的态度。

  就在上述“皋陶说”中,他讲的是:这是由于舜帝您的德行没有失误,所以人民才遵循法制。面对舜帝对他的赞扬,他并非自谦,他深知如果帝王失德,即使有法制,法制也会废弛,那就没有天下安宁人民和睦了。

  今天我们讲“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尚书》中这段“皋陶政治观”则是开先河的,而且讲的是“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统一,并视德治比法治更重要。前者为国民之灵魂,后者是方法。

  我读《皋陶谟》,见开篇即皋陶对大禹说:诚实地遵循和履行德,就会英明而使大臣们和衷共济。大禹说:对啊!可是怎么才能做到呢?皋陶说:要谨慎地从修养自身做起,且要持之以恒。还要教导自己的九族亲戚们敦厚诚朴,才会有民间贤明的人来勤勉地辅佐。如此由近而可至久远,在于从自身做起啊!(原文作: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励翼,迩可远,在兹。)大禹听了这番话不禁拜谢道:说得好!皋陶说:还要知人,还要安民。

  在这段对话中,皋陶对大禹推心置腹地讲述了最高执政者的四项要务:修身律己,教育亲属,知人善任和使民安居乐业。在这篇《皋陶谟》中,皋陶还讲出执政九德。大禹问:何谓九德?皋陶说: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

  皋陶说的这九德,是充满哲思和智慧的,每字所凝聚的意蕴,千古以来都很耐人寻思。我不敢说能解其妙,只能勉强释读领略意会,我以为这九德是说:宽容而又严肃谨慎,温和并有主见,真诚坦率而又恭谦,有才华并恪尽职守,兼听而又果断坚毅,正直而又随和,简朴而廉明,刚正而踏实,坚强勇敢而又符合道义。这九德彰显于日常行政,就有吉祥啊!皋陶接着说,能做到三德,就可以做卿大夫;能做到六德,就可以做诸侯;如果能把九德普遍施行于政治,使有德才的人担任职务,那么官员都是才德出众的人了。众大夫互相学习效仿,百官各尽职守,并顺应自然,很多功业都可以建成。

  皋陶没讲能做到九德就可以做帝王,但这九德,是对国家最高领导集团执政的最高要求。《皋陶谟》的最后一句话是:“予未有知,思曰赞赞襄哉!”意思是:我没有什么智慧,只是想辅佐帝王治理好国家吧!《尚书》中的《五子歌》,大约是中国最早的诗歌。《五子歌》首句就咏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是说,人民可亲近而不可轻视。只有人民才是国家的根本,根本固才有国家的安宁。这是很明确的民本思想了。这民本思想是以亡政失国的血的代价换来的。

  其背景是:大禹去世后,大禹的儿子启掌国政,启把帝位传给儿子太康,太康因失德而失国,太康的五个弟弟和母亲逃到洛河边,悲伤地追述先帝大禹的教诲,这便是《五子歌》的来历。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记有此事。

  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千古传颂的民本思想。孟子这思想是可以上溯到《五子歌》中的民本思想的。

  《尚书·盘庚》中盘庚帝对大臣的训话,也充满了要贵族大臣们关心民瘼、“恭承民命”的教导。如他讲的“朕不肩好货,敢恭生生”那段话,意思是我不会任用贪财的人,而会恭请能帮助黎民谋生者来肩负重任。能躬身为民众谋安居乐业的,我将重用。今天我把我反对什么赞成什么都告诉你们了,你们不要没听见。听着,不要总是聚敛财富,要为民谋生以建立功勋。要把德政广施于民,要永远与民并肩同心。《盘庚》最后一句话的原文是:“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盘庚》记载的是盘庚迁殷的事迹。迁殷的原因,通常的说法是迫于常闹水灾而迁都。我读《盘庚》,见大多数贵族都不愿搬迁,有的贵族还煽动平民起来反对,闹得很厉害。可见,即使有水灾,但商首都并没有到不能居住的地步。再读盘庚对贵族臣僚的训话,可见商朝的贵族臣僚们已经腐败堕落得危机四伏。“若火之燎于原”,还能扑灭吗?这是盘庚说的话。我因之以为,盘庚迁殷的主要原因不在自然因素,而在政治因素。盘庚几乎是“独断专行”地迫使贵族官僚们迁都,他带领贵族和臣民渡过黄河,迁徙到殷,就在长途跋涉和重建新首都的艰苦过程中,通过必然的淘汰和纳新,锻炼改造了官僚队伍。盘庚迁殷发生在商朝中期,衰落的商朝经过迁都,整顿政治,得以中兴,又历时250多年。最后到商纣帝时期,商朝祖先曾有的“人民观”被遗忘殆尽。

  有句话说“殷鉴不远”。距离商最近的是周,周如何汲取殷灭亡之鉴?周公认为,殷失天下,是因为失德,民与之离心离德,于是“天降丧于殷”,所以靠“天命”统治天下是靠不住的。周取代殷,是因为与民同心同德。这就把“民心”抬到比“天命”还高的位置。至此,尧舜禹时代的人民观被西周王朝的统治者继承下来。

  此后中国社会经历了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转型,生产力进步引发经济社会的剧烈动荡和嬗变。这是个讲财富,讲实力,讲权谋,礼崩乐坏,道德沦丧,战车隆隆,生民涂炭的时代。这是孔子游说列国建议施行仁政而没有一国采纳的时代,这是老子弃职归隐乡间的时代。看起来这社会是弱肉强食,上古文明如同在战火中付诸一炬灰飞烟灭,人民被视如草芥,再没有哪个政权会认为人民有什么重要了……可是,身穿布衣的孔子,还是把尧舜禹乃至周公时期以“民本”、“民心”为重的思想继承下来了。孟子等又把先师孔子的思想继承下来了。以至千古以来,“上报社稷,下安黎民”成为中国古代不少官员从政的主流理想。这正是文化的力量。

  我曾经专程去山西拜访了“陶寺都城遗址”,拜谒尧帝、舜帝陵庙,还去洪洞县甘亭镇士师村拜访了皋陶庙,看到在士师村原皋陶祠遗址上新建起我国首家司法博物馆——华夏司法博物馆。我拜访士师村时总想,《春秋》称皋陶为“士师”,是誉称皋陶为官员的老师吧!其实皋陶何止是官员之师,从《大禹谟》、《皋陶谟》看,皋陶还堪称帝王的老师。他讲的修身律己,教导亲属和知人善任,都是为了安民。他讲执政所需要的德才,乃至讲司法要有珍惜生命之道德,都是为了“洽于民心”。民心是衡量政治是否昌明的标尺。在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文献中,“人民”观确实已经存在,并且非常智慧,有烛照千秋的光辉了。所以,孔子把皋陶同尧舜禹并称为“上古四圣”。皋陶的思想是影响了孔子的。你看,孔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皋陶论修身、管好九族亲属,方能知人善任治国安民的思想,不是一脉相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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