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忧一乐、一先一后，道出了他以天下为己任、以黎民百姓忧乐为己忧乐的“仁者”情怀。史载，范仲淹曾资助过许多贫困的文人或下属。他晚年时捐出自己的积蓄，在家乡苏州购置良田千余亩，设立义庄，资助族人尤其是穷苦人家。

　　不仅如此，范仲淹的爱民行为还表现在他从政后，对庸官和贪渎者的疾恶如仇。比如，宋仁宗时期，官僚机构臃肿，州县官吏多有不称职者。范仲淹在推行吏治改革时，视各路官吏优劣，迁赏政绩卓著者，降黜贪渎和不称职者。当他“取诸路监司名册，将不称职者姓名一笔勾去”时，枢密使富弼在其侧云：“十二丈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矣?”范仲淹回答：“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言语中，折射出范仲淹心怀天下、为民兴利除弊的风范。

　　范仲淹潜心为民，颇有政绩。他在邓州知州任满离去时，百姓沿途数里拦截使者，请求留任范仲淹。他在邠州、庆州任职时，颇得时人称颂。当地汉族、羌族百姓曾为他画像、立生祠，感念他;他去世时，“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

　　与历史上的众多清官廉吏一样，范仲淹以清廉自持，不与世沉浮。据《宋史·范仲淹传》载，范仲淹为官清廉，生活节俭。即使他显贵之后，亦“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他在任广德军司理参军时，要回苏州老家接母亲来广德，因积蓄不多，下属给他筹集了路费，但他不肯收下。他说：“我还有一匹马，你把它卖掉，就有回家的路费了。”此即为范仲淹“卖马接娘”的美谈。

　　范仲淹为官后，曾告诫子孙：“贫贱时，无以为生，还得供养父母，吾之夫人亲自添薪做饭。当今吾已为官，享受厚禄，但吾常忧恨者，汝辈不知节俭，贪享富贵。”范仲淹的次子范纯仁结婚时，他听说儿媳将饰以锦罗帷幔，立即传训其子：“吾家素清俭，安能以罗绮为幔坏吾家法，若将帷幔带入家门，吾将当众焚之于庭。”于是，儿子和媳妇便清简成婚。

　　范仲淹与晏殊同为北宋著名文学家。范仲淹出自晏殊门下，晏殊曾请范仲淹主持应天府书院，举荐范仲淹任秘阁校理。然而，范仲淹刚进朝廷，就做了一件让晏殊担惊受怕的事——

　　天圣七年(1029年)，仁宗皇帝要在冬至节这天，率领百官为皇太后祝寿，并行跪拜之礼。此举悖逆皇帝事亲的仪规。然而，大臣们却面面相觑，无人敢言。对此，范仲淹上书，直言此举不当：“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若奉亲于内，行家人礼可也。今顾与百官同列，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

　　范仲淹此举，令晏殊深为不安。晏殊指责范仲淹出言无忌，近于沽名钓誉，并会累及他人。对此，范仲淹不以为然。他给晏殊写信坦陈自己的心迹：我一直相信圣人之书，师法古人行事，忠于朝廷，爱护黎民百姓。故对皇帝的过失，应“有犯无隐，有谏无讪”，即使是冒杀身之祸，也要敢言直谏。“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范仲淹因“忠直不挠”上书，而被贬黜。

　　其实，晏殊也是一代名臣。《宋史·晏殊传》云：“殊性刚简，奉养清俭。”晏殊并不缺乏仁爱、清廉的品质，他对范仲淹亦十分钦佩，但他无法像范仲淹那样忠烈、刚正。

　　囿于官位得失，怕触犯权势，不敢秉持正义，这也是那个时代许多官员的通病。亦如欧阳修在《与高司谏书》中所说：“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而范仲淹等北宋名臣能开一代风气，正在于置个人名位安危于度外，秉持正义，敢与奸佞专权之辈作斗争。

　　范仲淹一生以天下为己任，不畏权贵，不怕削职被贬，表现了刚正不阿、威武不屈的精神。他在朝时，曾因与宰相吕夷简、宦官阎文应等权奸作斗争，数次被朝廷贬黜。

　　对于范仲淹直言敢谏的精神，时人王得臣在《麈史》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仁宗朝有内侍怙势作威，倾动中外。文正(范仲淹)时尹京，乃抗疏列其罪。欲上，凡数夕环步于庭，以筹其事。家有藏书，预言兵者悉焚之。戒其子纯佑等曰：‘我今上疏言斥君侧宵人，必得罪以死。我既死，汝辈勿复仕宦，但于坟侧教授为业。’既奏，神文嘉纳，为罢黜内侍。圣贤相遇，千载一时矣。”范仲淹明知上书进谏有危险，仍无所畏惧、知难而进，展现了一种秉持正义、正道直行的无畏勇气。